一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可惜的是，直到离开这里我依然是一个外乡人——成为本地人不仅需要容貌相仿，语言自然也是无法回避的因素。即使能够用英语或国语进行艰难的交流，离开出租屋和办公室的我几乎与聋哑人无异。于是这里的一切就仿佛日复一日放映着的电影，永不停歇地循环着，而我是荧幕外的不明所以的观众，尝试着用生活的经验而非语言来理解周遭的世界。

不知是否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错过这部电影里一个特殊的桥段：百年一遇的疫情几乎切断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往日里熙熙攘攘的机场如今说是门可罗雀也不为过。病毒的传播像是游荡在这座城市上方的幽灵，总会在人们以为它已经消失的时候在某个角落制造出新的恐慌与忧虑。疫情前的动荡也因为外部或内部的因素偃旗息鼓，然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个社会就像那一潭湖水，目前维持住了这种脆弱的平静，那些丢进去的碎石却从来都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暂时沉在了湖底。

这确实给了我们这些外乡人观察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相比我去年七月才来到香港，身旁的同事大多已经在这座岛上待了一年有余，其中不乏有人爬过了岛上的每一座山，走过了这座城市许多未曾涉足的地方。于我而言，待在这里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除去不分昼夜的工作，就只剩下一些生活的边缘和片段。但想来这毕竟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经历，我也就值得为这个留不下也容不下什么的时代保留一些微不足道的注脚。

二

我所租住的地方在九龙，因为是服务式公寓的关系没有合租，省去了很多看房租房添置家具的麻烦。同事们大多在港岛，也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住在九龙的决定，或是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用一位老板的话说，“Kowloon is the dark side of Hong Kong.”很遗憾直到离开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个“dark”是从何谈起。不过比起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中环和上环，我所住的周围确实要市井得多。每天走出公寓街道上来来往往的绝不是西装笔挺的上班族，而是那些老老少少，那些普通人，那些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却和上流社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而我却对这种环境有一种独特的偏爱，或许是因为这里还残存着人间的烟火气，使我能够意识到在工作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公寓两步路远的街边有家蛋糕店，据说是用日本进口的鸡蛋制作，临街的玻璃橱窗上贴着不同口味蛋糕出炉的时间，新鲜蛋糕的香气胜过一切有声的广告，路过的人们不由得驻足在店前排起长队。这家店的旁边是一家面馆，这家店只做外卖，售卖应季的拌面、馄饨，相当便宜的价格总能吸引到不少回头客。公寓另一侧是一家酒吧，每天夜里打车回来，周围的其他店铺早已歇业，只有这家店里还有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手舞足蹈或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也总有两三个人会搭上我刚乘坐的这辆出租车远去。当然对于居家办公或休息日需要正餐的我来说，这几家店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去处。有几家“冰室”开在不远处的主干道上，兼售中西式快餐，每天不同时段的菜单不同，大抵是为了使常客亦不会觉得枯燥。我尤其喜爱其中一家的干拌面和炒公仔面，海南鸡饭和咖喱饭也值得称道。这边配餐绝无大陆常见的碳酸饮料，于我而言冻奶茶或柚子蜜都是不错的选择，在此之外“老火靓汤” 也一定是每家餐厅的标配。距我家稍远的地方还有两家点心店，我不常光顾不是因为距离和口味，而是因为我每次白天路过的时候它们都早已排起长龙，仿佛本地人要喝过茶吃过点心这一天才算过得舒坦，只有晚上八九点钟才是留给我这种外乡人的用餐时间。

一个地方的味觉记忆往往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却不一定是最独特的。从我所住的公寓向东走不远处，似乎是香港本地有名的花市。我最初发现这里自然不是因为我有寻找花店的闲情逸致，而是深夜出来放风的时候看到这里依然明亮的灯光。这边有条街叫做“花墟道”，两旁都是售卖鲜花的花店，这些店为了维持花朵长盛不凋，需要把深夜也照得像白昼一样明亮，相较之下昏黄的路灯仿佛微弱得如月光一般。我没有在白天来过这里，但我时不时能在大街上见到举着一束鲜花或搬着一盆绿植的人，这给了我香港人爱花的印象，毕竟在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北方，鲜花在一年除了情人节和教师节以外的三百六十三天里都算得上是稀罕物。

十二月和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休假回了大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和我离开之前发生了明显的不同：一件事是由于疫情反复政府又暂停了晚上的堂食，一过了晚上六点，本来应该是最热闹的餐厅都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三三两两来取外卖的人零散地坐在店里，公寓附近的几家酒吧则只能关门歇业，大门上悬挂着横幅控诉政府抗疫不力——我深知这一纸禁令影响的不仅是我家附近的这几家店，而是香港几万家庭的生计。另一件事是街上买了鲜花的人明显地多了起来，地铁站里也多了“年花售卖”的指示标志，这倒很像大陆早些年间售卖烟花爆竹的情景。我临近离开香港前两天才找到机会再次路过“花墟道”，眼前的一切让我十分惊异：这条道路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花海和人海。道路两旁的花店都把摊位摆到了路中央，一人高的架子上摆满了水仙、蝴蝶兰和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卉，疫情的存在完全挡不住人们挑花买花的热情——或许摆在家中的鲜花能洗去过去一年的阴霾，让人满怀期待地许下新年的希冀。

三

香港这座城市的奇幻之处在于，它一面和世界上的代表着人类先进文明的那些大都市别无二致，一面又残存着一些最为传统的东西，仿佛拥挤的楼宇迟滞了现代化的脚步，一些文化的遗迹就在城市的缝隙里保留了下来，依旧在人群中施加着它的影响力。

我所住的公寓附近从不缺少人流，但要说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周末的中午。每到这个时候，公寓门前的人行道上总会排满了搬着板凳坐在这里翘首以盼的老年人。我并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就开始在这里排队了，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在这里消磨了整个上午。香港的不少餐厅至今都保留着派发“福饭”的传统，我在大陆时只在寺庙里见过类似的善举，那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信仰，派发的也是佛门素斋。香港的餐厅很贵，派发福饭不仅要占用餐厨的资源，门前嘈杂的队伍也很难说能够提升食客的就餐体验。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背后资助着这一家家不起眼的餐厅坚持着这种慈善的行为，它们并非宗教，却有着和宗教一般强大的力量。

临近中秋节前这里排队的人尤其地多了起来，我有一次偶然路过的时候，看到一家餐厅门口叠满了一盒盒的月饼——在香港一盒月饼都要卖上上百块，这些月饼如果拿来对外售卖的话，应该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吧？要知道，餐饮业是受疫情重创的行业，晚间堂食的禁令、两人一桌的限制令无不使餐饮业的生存更加艰难，但这些传统依然得以坚持下来。或许是因为对于香港人来说，中秋节是很重要的节日。中秋节那天晚上，每隔不远就有一张桌子支在路边，桌子上摆满了月饼和时令水果。马路上很安静，只有街坊邻里聚在桌旁谈笑的喧哗声。这天月朗星稀，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大多数时候人们只能抬头望到头顶的一小簇天空，所以在这里赏月本身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转眼间天气转凉，香港的气温在传统意义上的“冬天”变得尤其舒适。我没有在香港度过圣诞节，但办公室附近的高端商场里早已做好了颇有圣诞气息的布置，精致的橱窗内也做了不少别具匠心的装饰。然而圣诞节毕竟是外来的节日，这使我不由得回想起了重阳节前，虽然商场里没有这般布置，但离公寓不远处的公交站竖立起了“登高专线”，站牌前长长的队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路过的人们节日的到来。

四

提到登高，香港人似乎对登高有着特殊的偏好。的确，登高下海是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们的特权——我所到过的大多数城市都生长在平原地带，而香港的建筑却是在山和海的夹缝中拔地而起，这也使得你无论身处哪里，几公里的范围内总能见到山。这既造就了城市的拥挤和地价的昂贵，也使得香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在城市的边缘开辟出大大小小的“郊野公园”和“行山径”，以至于城市中的人们与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变得如此之亲近，成为了周末居家出游的好去处。

而我虽然享受不到居家出游的乐趣，却也热爱在工作的间歇到山和海之间走一走——自然景观对于我总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在香港，做出出游的决定很多时候只是一瞬间的冲动，比如中午下楼的时候忽然发现今天天气不错，穿上一双适合走路的鞋、带上八达通就可以出发。刚到香港的时候，因为对摄影尚有些执念，选择的目的地多是那些“网红打卡地”，可惜我毕竟没有专业的摄像设备和修图技术，而且很多地方需要有人出现在镜头里照片才能有灵魂（我来照相的话，谁能够出现在镜头里呢？），于是我的目光逐渐转向了真正的自然山野。或许是出于对日常生活的叛逆，我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都是把地图拉到这座岛的最边缘，“越远越好”。

于是我就这样独自一人上路了。地铁换线，再转乘公交，身边平常穿着的人变少了，三五成群的穿着运动装的年轻人和我成为了同路人。我的第一个目的地选在了鹤咀，这里吸引我的是海边的一座古老的白色灯塔。公交车依着山势盘旋良久之后，距离最近的公交车站尚在几公里之外，剩下的道路要穿过一片村庄向东径直走到大海边缘。然而这里显然并不是建设得很完善的景区，到达一个海底电缆站之后，后面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道路，而是来来往往的游客在草地上踩出的一段路，能够绕过这个电缆站通向海岸。在我抵达的时候，灯塔正在修缮，外面搭满了棕黄色的脚手架，不过我发现我很难找到一个能把白色的灯塔和蔚蓝色的海框进一张照片的取景角度，心里这样想着，遗憾的程度也就减轻了一些。当然我的旅行并没有因此而落了空，毕竟对于我这种生活在写字楼的动物，走在被海水冲刷得光滑发亮的卵石上，听着涛声从远处向岸边袭来，本身就是难得的经历。

第二次我把目的地选在了大澳，这是香港最西边的一个渔村。从地铁站出来，排了很久的队才登上去往昂坪的缆车——这段缆车单程要花上半个小时之久，前半段架在海上，后面才进入山里。缆车终点的山顶处有一座禅寺、一尊佛像，从山顶的公交站再搭公交车，沿着陡峭的盘山路一路下行到海平面的高度，才来到了大澳。这里确实还保存着渔村样貌，空气中弥漫着海水咸涩的气息，因为这里不仅三面环海，两旁的商户售卖的也大都是海产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我不仅叫不上名字，也对它们要如何食用完全没有头绪，可能正是这些食材构成了本地菜肴的独特配方。走在街上，我完全没有办法把这里和繁华的港岛联系在一起，然而确实有香港的原住民，还在用这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

五

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购物圣地，虽然近年来在大陆跨境购物变得越来越方便，但香港还是因为相当低的税率而在疫情前吸引着不少大陆人来到这边购物。尽管我没有做太多比较，香港的化妆品确实是比内地的售价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折扣，更不必说在香港随处可见的化妆品店使得购物变得更加容易。

然而化妆品对我来说自然不是必需品，生活中日用品的购买是更加实际的问题。在香港虽然也可以用内地的网购平台，但更高的运费和更长的配送时间使得很多时候并不能成为首选，而香港本地的网购平台又不太发达，单笔最低消费的限制显然更适合家庭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所以线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主要的购买方式。这迫使我恢复更加原始的消费习惯：不是想到需要什么—搜索—添加购物车—下单，而是想到需要什么—记在备忘录—去线下店里寻找，这无疑是一种更加花费时间的方式，却也使我找回了一些购物的乐趣，因为并不是所有情况下我都能清楚的知道某件商品会在某家店的某个位置出现，有时候我会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我可能需要但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有时候我会在寻找很久之后尚不可得，却在偶然间发现我的目标，获得一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满足。

总的来说，互联网对于这座城市的影响没有大陆一二线城市那样彻底，这里的APP都像是大陆五年前的产品，还停留在可以满足一些需求，但又实现得不够彻底的阶段。一些餐厅和商店可以接受八达通甚至是信用卡，但有相当一部分依然只收现金，所以出门在外还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准备现金，有时还会遇到现金不够的窘境。银行都建立了网上的平台，有些操作却还必须要到线下网点亲自办理，甚至只能靠寄信这种传统的方式。外卖平台发展得还算不错，但不仅价格高昂，服务质量也不敢恭维。这座城市对于一个互联网平台都太小了，所以只能从其他地方移植一些通用性的服务，而为此付出太多本地化的努力都是不值得的。

当然，香港既有着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不便，也就同时有着历史带来的其他遗产——比如，唱片店，电影周边店，这些大陆或许也有，但是香港在我的刻板印象里一直以来就是最合适的土壤。当我走过一排排的专辑漫无目的地四处打量的时候，当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海报前不由得驻足的时候，我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比起如今这幅光景，那时候想必这里人流更多，生意更好。如今货架积了灰，店主上了年纪，他们依然选择坚守在属于这座城市文化的最后角落。

六

香港是一座在高速运转中停滞着的城市。入夜后，它的一面是灯火通明的写字楼，拥堵的跨海隧道，霓虹灯闪烁不息的酒吧，一面是蜷缩在狭小房间里的打工者，席地而栖的流浪汉，街道上偶然出没的老鼠和其他生物。疫情使得这座岛更加封闭，时间在这里也变得折叠而卷曲。

不过我却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香港。如果我某天回到这里的时候，希望那些餐厅、蛋糕店、花店、唱片店、海报店都还在营业，而我也会再次光顾吧。